中国目前在这样一个转型中，前30年的改革我们边破边立，以破为主，把计划体制、非市场的东西统统去掉。今后30年应该是以立为主，主要是创造新的制度，这个挑战比破还大，因为到底新的制度以什么为蓝本？所谓顶层设计，这个分歧会很大：对未来的预期不一样，设计的制度也会很不一样；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不一样，我们整个顶层设计就不一样。

立的难处在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发展目标、执政党的理想、理念，以及不同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这导致在立的方面有很多岔路，其中会有很多机会，也会有很多陷阱。

我们希望进入一个法治、民主的轨道，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就是会场的轨道，所有事在会场解决，不是在战场、广场上解决，这个会叫人民代表大会，叫国务院办公会，叫听证会，叫咨询会、论证会，不管叫什么会，总之在会场解决。

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的重要差别在于，我们的政府承担经济发展职能，其它国家的政府大部分做的是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中让民间的企业家和企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角。

大政府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应该说从经济的快速成长角度来看，特别是有改革和经济发展双重任务的时候是好的，能迅速集中力量，把基础设施工作做好。但是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它的角色要改，逐步地转到我们叫做纯粹的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逐渐隐形化。

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央企的利润要百分之百交给财政，这样的话央企就知道它的角色是公共服务，它的责任是承担全社会的事儿；第二，央企要变成普通企业，所谓普通企业，除了资产纽带关系不一样以外，它在市场面上跟其它企业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政府面向所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而央企在市场上并无特殊性。政府的公共服务要去研究怎么制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怎么去鼓励更多人创新。比如从360周鸿祎讲的微创新，到张近东也在讲颠覆，包括我们讲立体城市，都是企业家在讲，越多的企业家去琢磨这个事儿，而不是琢磨别的事儿，就说明政府工作到位了。现在有时候有点儿错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彼此都过界，政府在想企业做的事，企业在想政府该做的事。

现在央企只上缴其利润的15%，剩下的85%变成央企利益集团自我循环了，这都是要处理的问题。假如说央企税后利润，全部纳入公共财政，然后由财政统一分配给教育、医疗等等，那我们每个人每年都能从国企得到分红。目前国企垄断了大部分赚钱的资源，占用70%的信贷资源，而民企创造80%的就业、60%的GDP、50%的税收、65%的公益捐款，才占了30%的信贷资源。

新加坡整个国家的发展政策、方向很清楚，就是“社会主义目标、资本主义手段”。

社会主义核心是在财富和未来的发展当中实现公平，而这个公平是照顾到多数人的，社会主义不牵扯到效率。用资本主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新加坡没有养老，没有退休保险，没有最低生活保障，没有最低工资，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完全拼命工作，所以新加坡每个人觉得都要劳动，只有劳动创造财富、创造产品为他人而服务，在劳动的过程中你才能享受公平结果。

不用担心老无所依。新加坡每个人都有个公积金账户，里面有三样东西：第一有现金，第二有股票，当新加坡电信上市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分到点儿股票；第三，还有其它一些投资收益。

在中国，现在政府承担了太多经济发展的职能，一方面伤害到了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公平这件事情就忽视了。结果忽略了财富的生产过程是不是机会均等，生产的财产是不是很好地公平分配，政府总是在生产过程中希望公平却抑制了市场经济。我认为，新加坡模式是可以去探索和实践的。

一个政党不保持先进性，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失去了执政的民意基础，最终一定垮台。这就是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反复讲的“腐败要亡党亡国”。

最近我看“十八大”之后的一些举措，很有针对性，也很及时。改革开放后30年重建，最主要的是执政党自身建设，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和建设，最后完成国家公民的精神世界、精神价值观的重建，这些做完还要30年、50年，加起来100年，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个过程，最要紧的在哪里？最要紧的是在重建过程中出现分歧时，我们要有智慧，因为每个重建都涉及到所谓左中右，都有分歧。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分歧纳入一个和平、理性、法治轨道，这是领导者的智慧。如果能纳入这个轨道，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秩序，用民主和法治把不同意见，通过会场上的操作逐步消化、逐步吸收、逐步改进，逐步完成重建。

所以，未来对领导者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循序渐进地在建设过程中同时确立民主与法治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仅在党内也要在党外确立，所有的公民都相信民主与法制是未来50年我们解决所有冲突和分歧的唯一双赢的方法，唯一多赢的选择，唯一能引导我们复兴的正途。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我们也会配合整个改革的过程，来积极创造更好的条件，让这个改革能够平稳、持续和理性、健康发展，我觉得这是民营企业家比较正确的姿态。

民营企业家既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完全靠批判、靠批评、靠讲未来的理想去扮演一个社会的角色，也不是什么话都不讲，只扮演一个去挣钱的角色，我们得有明朗、健康、积极的心态，来参与整个中国梦的实现过程。

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不断往后退，让企业承担更多责任。比如修建高速公路，确实需要政府来做，但路修好后，路边需要卖水的、打扫卫生的、卖食品的、开餐馆的、捏脚的……这些服务需要不断填补，否则服务区修得就没有意义，谁会在这儿停车呢？但是这些服务项目就不应该由政府继续做，甚至不适合国企和央企来做，而应该民营来做。今后很多GDP都应该来自像远大张跃、阿里巴巴的马云这些人。

政府向后退的同时，社会也要改变。社会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的职能，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工作会慢慢转移到社会组织。举个例子，美国有60多亿民间资金在管环境，而中国这方面资金仅有不到一个亿，美国民间的环保人士有将近20万人，中国现在有五六千人。中国这么大，环保问题这么多，社会组织成长起来后，中国的环保组织能养活一两百万人，也有几百亿的资金，政府环保部门就可以缩小很多。因此在政府改革的同时，社会要成长，政府要释放权力给社会。

未来,大企业将成为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竞争规则的制定者，成为经济变革的火车头与经济创新的试验者。它们通过竞争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通过竞争出现新的更伟大的企业家，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其实，这部分是不需要政府管太多的，比如说淘宝的出现，不是政府能规划的，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公平竞争法》，去保护和鼓励更多的“淘宝”诞生。

回想过去的30年，企业在成长中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东西？小到吃饭、穿衣、偷菜、微信，再到支付宝、淘宝，这都是企业家做的事儿。

如果政府再往后退一点，社会经济生活会更丰富。未来十年我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已有的存量资源，靠体制松绑和体制改革、制度变革，激发经济活力。比如政府有很多房子，我们叫公共物业，你把它丢到市场上，卖给社保基金，或者其它投资基金，再租回给你，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它就进了市场，进了市场以后可以发基金，可以有几十亿的人民币基金来买这些资产，而这些基金产品又可以交易，是不是GDP越来越多？但是一直放在政府手里，GDP链条就断了，所以只要改革一下，允许政府的公共物业进入市场，GDP就出来了。

今后，企业家的工作就是要呼吁政府不断把低效的、沉淀的和被制度束缚住的一些资源放到市场中去。

企业家的定位非常清楚，叫“三性”：第一叫批评性，作为一个企业家，总是要发展，对一些事情要发表意见，批评是负责任的，我不讲叫批判，善意的叫批评；第二是建设性，批评的目的还是要建设，不是要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因为每个企业家都有一些专业能力，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么样更有效率，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企业家必须要坚守这三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建设、去批评，而不应该离开专业领域什么都批评。那样就有点儿宽，过界了。